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每次党的三中全会都成为对中国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重要部署独立提出。那么，从这次会议我们如何读懂文化改革发展的新要求?

1.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殊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彰显。决定提出，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各项事业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与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改革相比，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才开始启动，这符合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顺序，并非文化不重要，而是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越改革、越发展，文化就会越重要，文化体制改革起步晚，后面任务就会相比其他领域更繁重，因此，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力度。

2.文化在国家发展总体格局中的新地位充分确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部分。文化目标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凸显了文化的特殊重要地位。特别是“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提法，把文化建设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的高度。在决定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并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出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以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3.文化领域改革必须从宏观管理体制深入到中观、微观的运行机制。之前通常的提法是“文化体制改革”，这次三中全会提到“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指的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机制”重在事物内部各部分的机理即相互关系，是工作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也就是说，要更注重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本身运行与内部组织的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发展动力。要真正发挥文化市场主体的作用，实现文化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以更为合规有序、良性竞争、运行高效的市场秩序服务于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单位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加快推进自身内部改革。

4.从制度改革和建设方面对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特别强调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还强调，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这就要增强对社情舆情民情的回应反馈，掌握舆论斗争主战场主阵地的发声“主动权”。决定还提出，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

5.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重点和新提法。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这意味着要进一步增强对普通大众的文化权益保障，加强优质文化资源覆盖受众的普遍性、普惠性和便利性，让“人人都有文化资源享有权、文化成果受益权、文化权利表达权”。同时，为增强公共文化设施的应用效率，提出“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继续强调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文化和科技融合，重塑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强调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管住该管的、放开该放开，守住必争的。”在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前提下，对新兴文化形态要予以审慎包容的态度，以事中事后监管规范主体运营，而不在进入门槛、营业资质等“事前关卡”方面增加不必要的额外负担。此外，决定还强调，继续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

6.在决定中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2018 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经过近年来长城、大运河、长江、黄河、长征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纲要的不断推出和建设工程推进，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已经初具雏形。正所谓“盛世修文”，国家版本馆、中共中央党史馆、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共香山革命纪念地等一系列“国家重器”的建设开放，让中华文明得以具象化、载体化和可及化，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就在一个又一个的中华文明新标识的涌现中得以不断加强，续写绵延不断 5000 年中华文明的时代新篇章。未来要紧扣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在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中，萃取价值突出、内涵丰厚的珍贵文物，推介一批能够流传下去、传扬开来、代表时代的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7.继续强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适应科技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态势，提前部署“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要始终锚定“科技向善”“以人为本”的目标，让科技解放人、服务人、发展人，而不是让科技成为“双刃剑”。这也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关系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如果说之前时代科技的进步速度还曾经留给我们“先发展后治理”的时间余地，那么现在呈现裂变式的创新速度已经不允许我们“野蛮生长”，要坚持“边发展边治理”，让科技有底线、有边界、有禁区。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

8.把“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单独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要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要处理“自述”与“他述”，主动与被动，单向与多向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发展构建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塑造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